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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宜賓地區武斗的張西挺

2011-08-07

作者:博客網

張西挺,女,1926年10月生,河南淮濱人。原名簡玉霞。1941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參加革命工作。初中文化。1940年1月在豫皖蘇邊區聯合中學學習。1940年12月為豫皖蘇邊區劇團團員。12月在抗日軍政大學第4分校學習,任班長、文書、黨支部書記。1943年5月任淮北區中共淮寶縣委技術書記、組織干事。1944年10月在中共淮北區委參加整風學習。1945年8月任中共華中第8地委工作大隊副書記、工委委員。11月任蘇皖邊區雪渦縣丹城區黨委委員。1946年9月-12月任冀魯豫區扶太西縣區黨委副書記。1946年11月在反“掃蕩”中被俘,在鄭州集中營被關押(后組織結論:被俘后有一系列叛變自首行為)。1947年7月出獄。9月任豫皖蘇邊區新蔡縣政府秘書、新蔡縣土改工作隊工作組組長。1948年5月在中共豫皖蘇邊區第4地委三查整黨工作隊工作,任豫皖蘇邊區中共阜陽縣委秘書。1949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8軍隨校組織干事、隨校14隊指導員。1950年5月任中共川南區宜賓縣委宣傳部部長、江安縣委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1952年3月任中共川南區宜賓地委組織部干部科科長。1953年2月任中共四川省宜賓地委辦公室主任。1954年5月任中共四川省宜賓市委第2副書記。1954年9月-1955年兼市委紀委書記。1956年1月任中共宜賓市委第2書記。8月任中共宜賓市委第1書記。1962年1月任中共宜賓市委書記處書記。1963年3月被撤銷職務。1965年2被開除黨籍。“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恢復黨籍。1967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會籌備小組成員。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兼政工組組長。1969年12月任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成員。1970年8月停職接受審查。1971年8月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后被開除黨籍。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82年3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3年5月保外就醫。中共第9屆中央候補委員。1993年7月24日在成都去世。

[資料]九屆中央委員劉結挺、候補委員張西挺刑事判決書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書 

                                      (82)川法刑字第01號 L尹??('~ 

    公訴人:四川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王善博,檢察員張慧、張顯芳、商慶瑞、汪國光、茍吉松。 まvP?懛?? 

    被告人劉結挺,男,現年62歲,山東省平邑縣人,漢族。1963年前,任中共宜賓地委書記,因嚴重違法亂紀、打擊陷害干部群眾,1963年被撤銷職務,1965年被開除黨籍。“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成都軍區副政委、中共九屆中央委員。現在押。 颵用窋?]_ 

    被告人張西挺(劉結挺之妻),女,現年54歲,河南省淮濱縣人,漢族。1963年前,任中共宜賓市委第一書記,因伙同劉結挺嚴重違法亂紀、打擊陷害干部群眾,1963年被撤職,1965年被開除黨籍。“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現在押。 橽鵷巰u"?

    辯護人:律師龔炳森、王瑞榮,為被告人劉結挺辯護; "府I2^? 

    律師孫紹文、梁國琴,為被告人張西挺辯護。 ?\;嗰芨 

    四川省人民檢察院于1982年2月9日,指控被告人劉結挺、張西挺,共同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的陰謀顛覆政府罪,誣告陷害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向本院提起公訴。 禧侵隭 

    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05條規定,由本院副院長魏彬、刑事審判第一庭副庭長王余桓、審判員王用鉅和人民陪審員楊玉媛、王逵、唐明德、許啟先組成合議庭,由魏彬擔任審判長,于1982年3月6日至1982年3月2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對此案依法進行公開審理。聽取了公訴人支持公訴的發言;審問了被告人,聽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辯護和最后陳述;聽取了辯護人的辯護;聽取了證人的證言;聽取了部分被害人的陳述;核實了與本案直接有關的各種證據。 ь鍯= n睪?

    本庭確認,被告人劉結挺、張西挺的犯罪事實如下: `V酪誕2\ 

    被告人劉結挺、張西挺趁“文化大革命”內亂之機,在北京伙同王茂聚、李良陰謀策劃,于1967年1月7日制定了“大宣傳、大揭發、大造輿論”、“大造反、大奪權”的篡權方針,提出“條件成熟的就奪權,不成熟的就積極地積蓄革命力量,進行奪權。缺乏條件的,就積極創造條件,主要是組織革命左派,進行斗爭,創造奪權的條件”的篡權方案,陰謀篡奪宜賓地區的領導權。1966年8月至1967年4月,劉結挺、張西挺在北京期間,為了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達到篡奪領導權的反革命目的,采取送誣告材料、張貼大字報、散發傳單、作“控告報告”、編印散發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罪行錄》等手段,制造反革命輿論,捏造李井泉、廖志高等人1962年在四川宜賓搞“反革命政變”,“實行著反革命專政”,“李井泉、廖志高等結成鞏固的聯盟,發展宗派控制了西南局和省、市委,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煽動奪取西南局和四川省的領導權。在林、江反革命集團的支持下,劉結挺、張西挺篡奪了四川省的部分黨政軍的領導權。 夌翬?燇db 

    被告人劉結挺、張西挺在北京編造的大量誣陷材料和篡奪四川省的部分領導權后的“控訴報告”和在報紙上發表的署名文章中,把1962年宜賓地區根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甄別糾正冤假錯案,誣陷為“反革命事件”。把1965年鄧小平、彭真、楊尚昆代表中央批準西南局、四川省委對劉結挺、張西挺分別于同年2月、3月先后4次給江青、王洪文寫信,誣陷鄧小平“一上臺就大搞復辟活動”,“是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派”。劉結挺、張西挺的上述罪惡活動,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迫害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提供了材料。 秕縉┻)]?

    被告人劉結挺、張西挺誣陷李井泉“是劉、鄧埋在大西南的一顆定時,是在西南開辟反革命復辟根據地的罪魁禍首”,是在宜賓“制造翻案復辟反革命事件的組織者、策劃者和指揮者”。誣陷廖志高、許夢俠、錢壽昌、牟海秀、胡永昌等省、地黨政領導干部17人是李井泉制造“宜賓反革命事件”的“直接參與者”,使李井泉等人受到迫害,錢壽昌被迫害含冤而死。并捏造說,李井泉、許夢俠“1962年到宜賓親自組織了兩批力量,發動四類分子反攻倒算,為階級敵人翻案數量達100多件”;“李井泉及其追隨者,在勾結階級敵人進行反攻倒算的同時,還借助階級敵人的力量對敢于向他們斗爭的革命派進行了殘酷的打擊和迫害,從1962年以來,遭受打擊迫害的革命派達幾十人之多”,“有100多個干部受到各種打擊和迫害”。捏造說李井泉等人“計劃在國慶節為李鵬(注:原12個冤案的受害人之一)開追悼會,只等把劉(結挺)、王(茂聚)、張(西挺)、李(良)抓回宜賓后,就可以殺人祭李鵬”。張西挺捏造說:“李井泉寫了要殺劉、張的報告”。劉結挺、張西挺還把原宜賓市委工交部副部長陳濟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殺身死,誣陷為是被李井泉殺害后焚尸滅跡。1968年6月,劉結挺誣陷廖志高“是雙料貨,又是叛徒又是特務”。為了把廖志高打成“叛徒”、“特務”,劉結挺利用職權下令拘捕何慕坡、楊明德,致何、楊被無辜關押,受到迫害。 ????

    被告人劉結挺、張西挺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誣陷迫害被他們打擊陷害的12起冤案受害人中的郭一等11人,使他們遭到非法關押、批斗、毒打,其中致殘三人,致死一人。有的家屬也遭迫害。受害人劉國樑的妻子彭正鉌不堪折磨,于1968年8月8日留下遺書,攜帶十歲的女兒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劉結挺、張西挺還點名要把曾經辦理過他們專案的王順崇等8人“分別控制起來,令其檢查交代”,在他們的煽動、指使下,王順崇等人分別被關押、批斗、毒打,受到摧殘迫害。 \n??焟鞃 

    1968年4月,瀘州、隆昌等地發生武斗,當時在北京學習班的宜賓部分學員要求在京的省革籌領導人解決。被告人劉結挺、張西挺為了鞏固他們已經篡奪的權力,鎮壓反對他們的干部群眾,劉結挺乘機煽動說:“對立面不僅要打隆昌、內江、自貢、宜賓,還要打成都。”緊接著張西挺煽動說:“我如果是隆昌縣革命委員會的主任,我就有自衛的權力。”劉結挺、張西挺煽動后,李良等5人于同年5月6日由北京回到宜賓與王茂聚策劃,調集10個縣的5000余名武斗人員,攻打瀘州、納 、合江等地,打死干部、群眾274人,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 "唘?_?

    根據上列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本庭確認,被告人劉結庭、張西挺趁“文化大革命”內亂之機,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陰謀策劃推翻人民民主的政權,誣陷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領導干部,煽動、支持宜賓地區武斗,殘酷鎮壓干部、群眾,給四川人民造成重大災難,給國家和社會造成了嚴重危害,無論按照當時的法律、法令,還是按照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都構成了反革命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條的規定,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追究刑事責任。被告人劉結挺、張西挺共同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2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102條第2項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138條誣告陷害罪。 ?闗^F?? 

    本庭根據被告人劉結挺、張西挺的犯罪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各自應負的罪責,報經本院審判委員會第18次會議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0條、第92條、第102條第2項、第138條和第52條、第64條,分別判決如下: 摲p=C5?h 

    判決被告人劉結挺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aj皐HE?

    判處被告人張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HR抯+? ?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次日起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及副本一式2份,上訴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 烜兀豈5鼴?

                                  審判長: 魏 彬 D^廵殍?

                                  審判員   王余桓   王用鉅 ,跊\邜\$b 

                                人民陪審員 楊玉媛   王 逵 8曈幊?冺 

                                        唐明德   許啟先 哤弊.w銻P?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cV?瑣N+ 

                                              1982年3月24日 4毺xf搮贄?

                                  書記員   段必華   周興玉 嗣煉跶)? 

                                        冷啟明   彭遠富

 


附:


宜賓成為四川“文化大革命”突破口的來龍去脈  

2011-01-28  中共宜賓市委黨史研究室

 

在四川,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大都會知道,因為發生“宜賓突破口”事件,使四川“文化大革命”如潰堤洪水,掀起滔天巨浪。40多年過去了,“宜賓突破口”事件背后的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逐漸地揭開其神秘的面紗。


劉、張“起事”


 1966年下半年,“天府之國”的省會成都,來自北京高校的串聯學生鋪天蓋地,而兩大派群眾組織也正處于互相爭斗的狀態:一方為擁護西南局和省委領導,認為大方向正確的“成都產業工人戰斗軍”(簡稱“產業軍”),正處于優勢的地位;另一方為堅決向西南局和省委領導造反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團”(簡稱為“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斗團”(簡稱“8?26戰斗團”),這一派處于劣勢,聲稱“受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者的殘酷打擊”。在此情況下,11月27日晨,“造反兵團”5000余人挾持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前往北京,“控訴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廖死黨的罪行”。與此同時,“8?26戰斗團”來宜賓串聯的紅衛兵在東街銀行門口貼出大字報,限宜賓機關事業單位在幾小時內,要掛出毛主席的像和張貼毛主席語錄,并掛出“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地市委”的標語。與之相呼應,宜賓也有人掛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標語,貼出“地市委執行了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劉結挺、張西挺是受李井泉打擊迫害的好干部……”的大字報。這時,在成都停職反審的原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挺及其妻子、原縣級宜賓市委書記張西挺嗅到了突變的政治氣味,與一幫人結伙趕往北京,不斷向“中央文革”小組遞送信件和材料。在中央文革接待站門前張帖《十二萬緊急呼吁書》,聲稱:“宜賓正在殺人……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要將我們抓回去,活祭原宜賓專員、右派分子李鵬”;并將張西挺的《獄中日記》(1963年~1966年)通過“北航”學生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手中,要求為當年的“冤案”平反,認為原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與宜賓地委第一書記牟海秀就是四川和宜賓地區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張案件是鄧小平批的”。這觸動了江青敏感的神經,認為大有文章可做。江青于12月30日批示:“除張西挺留在北京繼續寫揭發李井泉的材料外,其余的人支持他們回去鬧革命。”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組將張西挺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井泉罪行錄》印10萬冊,發到全國各地。此時,在宜賓街頭打出了“為不為劉、張、王(茂聚)、郭(林川)翻案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水嶺”的橫幅,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王茂聚是原宜賓地委副書記、郭林川是原宜賓地委組織部長。

 劉、張何以要到北京翻案?這還得追溯到1963年。當年3月和4月,省委和省監委分別作出了經中央批準的《關于審查劉結挺、張西挺嚴重違法亂紀問題的報告》和《中共四川省委監委關于劉結挺、張西挺嚴重違法亂紀、打擊陷害同志的調查報告》,其罪名是:“劉結挺、張西挺自擔任宜賓地委、市委書記以來,夫妻合謀,濫用職權,嚴重破壞黨紀國法………利用黨的政治運動及其他機會,打擊陷害革命同志,手段毒辣,后果嚴重,有人命,有民憤,在反省中又長期對抗組織。”省委撤銷了劉、張的職務并開除黨籍,免于刑事處分。為了使宜賓新班子能夠更好地開展工作,省委將劉、張從宜賓調到成都,繼續接受審查。 


驚動中央


 1967年3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文革記者站編輯組突然收到一封由“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用鉛筆批示“摘登簡報”的群眾來信,交給一名姓肖的記者處理。肖記者細看這封來信,抬頭寫的是“王力同志并轉中央文革”,落款署名是“原宜賓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田禾”,時間為“1967年3月16日”。該信從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開始,寫至“文化大革命”,敘說四川省宜賓地區劉、張、王、郭與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及宜賓地委第一書記牟海秀之間的所謂五次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肖記者以《宜賓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撲殘酷鎮壓革命派》為題,刊登在1967年3月26日紅頭大字的《文化革命簡報》435期上,分別呈送給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成員以及有關中央領導部門。毛澤東在第二天深夜批示:“此事應加以處理”,“可找雙方……來京商談”。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央決定召開專題會議研究宜賓問題。得知這一消息,王力又特地將毛主席批示的田禾的那封原信,從記者站要了回去,在上面再加批示:“全文編四川材料之一,并從此編下去。”記者站按照他的批示,又特地編印了一個左上角冠以《四川材料》的內部參閱刊物,呈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同志。


粉墨登場


 宜賓問題本來是一個地區的局部問題,但它尤如腥味很濃的餌料,引得群獸趨之若鶩。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集團成員緊緊抓住宜賓問題大做文章,其目的不言而喻。1967年1月1日,江青就將王力的報告批示給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此示應議一下。”并要陳伯達與她一起去林彪處討論“劉、張”問題。康生在3月27日接見劉、張等人時更是直接地說出了他的陰謀:“宜賓問題不單是宜賓問題,是四川問題;四川問題不單是四川問題,四川是劉少奇、鄧小平、賀龍、彭真黑司令部的大后方。”這就點明了他們要把宜賓問題作為四川問題的突破口,而宜賓問題的突破口又要以劉、張問題的“平反”為突破口,最終把矛頭引向劉少奇、鄧小平、賀龍、彭真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4月1日,四川宜賓地區的各方代表匯集北京,在人大會堂,召開了由周恩來主持,康生、陳伯達、王力等參加的第一次解決宜賓地區問題的會議。陳伯達告訴大家:“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批示了一個反映宜賓問題的材料,提出要找宜賓地區的代表來北京商談,著手解決宜賓問題,因而也就有了這次會議的召開。”

 4月3日,繼續在人大會堂召開由周恩來主持的解決宜賓問題的第二次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除第一次會議人員外,江青、張春橋、謝富治、姚文元、葉群等又擠了進來,康生在會上又進一步把宜賓問題夸大到“宜賓問題是個比較典型的問題,是文化大革命兩條道路斗爭的一個突出問題,也是一個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斗爭一個突出例子。”陳伯達直接了當地說出了目的:“揭開宜賓地區階級斗爭的蓋子,將是揭開整個四川省階級斗爭蓋子的一個重要序幕……要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紅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全西南……。”

 4月4日,中央作出《關于四川宜賓地區劉結挺等平反的通知》(口頭宣布),著手解決四川宜賓地區問題。緊接著又通知四川黨、政、軍領導和群眾組織的各派代表,匯集北京西苑旅社,并于4月17日,在人大會堂召開由周恩來主持,康生、江青、陳伯達、葉群、王力、姚文元等參加的接見四川各方代表的會議。


總理特使


 盡管4月4日作出了為“劉、張”案件平反的決定,但只是口頭宣布,中央的文件遲遲沒有發出。因為中央聽到的只是“劉、張”一面之詞,因此,周恩來指示中央文革記者站立即派記者前往宜賓調查。為了更快趕往宜賓,“記者站”便通知駐點就近的新華社駐四川渡口市(現為攀枝花市)的記者王××、楊××兩人迅速趕赴宜賓。 

 肩負著總理使命的王、楊兩記者于4月初的一天晚上到達宜賓。 

 兩名記者到宜賓第二天,“紅旗派”所屬組織的人員,便蜂擁而來向他們反映情況:訴說他們如何受壓制,遭到“走資派”和“紅色派”(反對劉、張、王、郭的另一派群眾組織)的打擊。并把他們“包圍”了好幾天,王、楊著急了。最后,他們決定:一人“留守”,應付“包圍”,另一個走出去,采訪持有其他觀點的群眾組織。  4月22日的下午,一批老紅軍、老八路、老干部主動登門向王、楊反映情況。他們情緒繳動地指著王、楊問:“你們是不是解放軍?(當時王、楊都穿軍裝)是解放軍就要實事求是地把真實情況報告給毛主席。”接著,這些老同志便地向記者述說“劉、張”的許多問題。

 王、楊記者除一邊繼續深入調查了解情況,還一邊專門翻閱了有關劉、張、王 、郭案件的材料,與當時能找到的知情人進行交談。經過反復商量,他們寫出名為《劉、張何許人也?》的調查報告,迅速寄往北京。 

 《劉、張何許人也?》的調查報告,于4月底寄到北京記者站編輯部,但當時北京的政治氛圍偏向“劉、張”,調查報告未能編發。


 “宜賓突破口”出爐


 王力在參加完中央解決宜賓問題的幾次會議后,來到記者站,向當時抽調回京集訓的部分記者講話時,從表揚記者站所做的工作出發,談到毛主席的批示。他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看到反映宜賓問題的簡報,批示要馬上找宜賓地區的代表來北京商談,著手解決宜賓問題。整個四川地區的問題,中央也計劃從此突破來解決。”

 正當人們等待中央作出有關宜賓問題的決策之時,5月6日,突然從四川成都傳來了讓人震驚的消息:成都的“兵團”和“8?26”派組織與“產業軍”不斷發生嚴重的沖突,釀成了當日下午開槍打死數十名群眾和上千人受傷的重大流血事件。面對四川如此嚴峻的形勢,中央迅速作出決定,于第二天在人大會堂由周總理主持,召開中央領導接見四川全體代表的會議,宣布經毛主席批示同意的黨中央《關于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中發[67]147號,簡稱《紅十條》),并緊急下發到縣團級。緊接著又于5月13日和16日,由中央領導在人大會堂連續兩次接見重慶黨、政、軍領導和群眾組織各派的代表,解決重慶的問題,并在5月16日頒布《中共中央關于重慶問題的意見》。同日,又正式印發了《關于四川宜賓地區劉結挺等平反的通知》(中發[67]154號)。《通知》這樣寫到:“這個案件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經鄧小平、彭真、楊尚昆批準的冤案……。”在短短兩個月之內,中央專門召開解決四川、宜賓問題的會議就達五次之多,至此,整個四川地區的“文化大革命”就如決堤洪水了。

 《紅十條》的產生,是與中央召開解決四川宜賓問題的會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中央會議之后,劉、張、王、郭返回四川,宜賓地區支持劉、張、王、郭的“紅旗派”便在自己主辦的小報上,醒目地刊登出紀錄片《“突破口”上紅旗飄》的報導,出現了“突破口旅館”、“突破口居委會”、“突破口幼兒園”、“突破口小學”、“突破口廣播站”、“突破口紀念章”等稱號,喊出“保衛宜賓‘突破口’”、“讓‘突破口’紅旗飄萬代”的口號。從此“宜賓突破口”的提法就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全川,使“劉、張二人成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風云人物。”

 

血色風暴


 《紅十條》下發后不久,劉結挺、張西挺夫婦進入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宜賓地區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負責組織宜賓地區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1968年5月,經中央批準(中發[68]75號),“劉、張”夫婦當上了省革委會的副主任,權傾一時,顯赫一方。

 “劉、張”這個“潘多拉合子”使宜賓成為“文革”重災區。宜賓631名機關干部被集中到黃桷山農場勞動,地方各級黨政班子癱瘓,兩大派不斷發生激烈武斗,且愈演愈烈。在宜賓發生的“5?13”和“7?10”兩次較大的武斗中,“據不完全統計,損毀房屋兩千多間,死亡百多人,傷殘數百人。”造反派還把“5?13”和“7?10”中的“珍貴鏡頭”經過剪輯,制成紀錄片,取名《突破口上紅旗飄》,并報到北京。在著名的宜賓三次武裝支瀘中,“先后組織6萬多人次的專業武斗隊,動用戰備電臺3部、槍炮3.4萬件,耗費國家資金近億元,動用國家糧食2700多萬公斤,擊沉船舶21只,雙方死亡2400人。”武斗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為全國罕見。


畸形宣傳


 “劉、張”夫婦以勝利者、當權者的姿態從北京返回四川后,一時間,他們與李井泉、牟海秀等人開展堅決斗爭的“事跡”,在各種群眾組織的小報上鉛印成冊,廣為散發。盡管他們身在成都,但對宜賓特別關注,遙控著宜賓的文革,因為宜賓是他們的根基。不久,由張西挺執筆,劉結挺、王茂聚簽名的,寫給宜賓反修戰斗團的一封4000多字的長信中這樣寫道:“1967年是兩條路線斗爭大決戰的一年……是我們向劉、鄧反動路線進行總反攻的時候了”、要“大宣傳、大揭發、大造輿論”、“不奪軍權死不瞑目”、“要徹底干凈全部消滅”在“文化大革命”前辦過“劉、張”案件的專案組人員。

 他們將《中央關于四川宜賓地區劉結挺等平反的通知》印25萬份,分發各地。編寫《金沙激浪》大型歌舞劇、《翠屏松》長詩、《翠屏山上五棵松》巨幅畫像、《宜賓風云》報告文學、《敢把皇帝拉下馬》連環畫等,并編劇本、演話劇、川劇,在宜賓、全省,進而發展到省外演出,還有連載小說,對“劉、張”等人都分別加冠“勁松”、“青松”等雅號。甚至把在各種場合的講話稿編成《長嬰在手》一書廣為發送。“劉、張”夫婦對四面八方擁來的贊揚、吹捧,欣然領受,四處接受邀請,大講自己當年與李井泉、牟海秀等人開展兩條路線斗爭的“英雄”經歷。《金沙激浪》劇本中有這樣幾句臺詞:“劉(結挺)為民橫槍跨馬走天下,十六歲跟黨鬧革命,黃河邊上飲戰馬,昆侖山下扎大營”。華麗吹捧之詞,無所不用其極。


北京苦斗


 1967年初,在宜賓就形成了兩大派群眾組織。一派是要“炮轟西南局,火燒地市委”的造反派“紅旗宜賓方面軍”(簡稱“紅旗派”);另一派則是被稱為“保皇派”的“宜賓紅色總指揮部”(簡稱“紅色派”)。

 當得知“劉、張”在北京“上訪”時,宜賓地委就曾研究成立一個追捕組上北京抓捕“劉、張”回來,因種種原因沒有實施。直到1967年2月16日,宜賓軍分區收到中央軍委和成都軍區關于“開展鎮壓反革命”通知(史稱“二月鎮反”),逮捕沖擊軍分區的“紅旗派”為首分子時,才決定從軍分區、地委、公安處抽調人員組成“追捕組”,先到成都“劉、張”活動的地質局和地質學院捕人,但發現“劉、張”等人已離開成都到北京。“追捕組”在成都,只抓獲了“紅旗派”骨干劉××等人,并押回宜賓。

 正當“追捕組”千辛萬苦將寫好的材料準備上報,辦理上北京抓捕劉、張的手續時,風云突變。4月4日,中央作出《關于四川宜賓地區劉結挺等平反的通知》的消息傳到宜賓,引起了強烈的“地震”。緊接著,宜賓就發生了 “4?19”、“4?20”、“4?22”、“4?23”等武斗事件,雙方較量的天平逐漸向“紅旗派”傾斜。“紅色派”對平反通知有很大的抵觸,組織群眾進京上訪,向中央文革接待站遞交了揭露“劉、張”罪行的材料……。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5月7日,又得知中央《紅十條》頒布,使“紅色派”組織的數百上訪人員驚慌失措,難以招架。11日上午,北京天壇公園聚集了“紅色派”組織的上訪人員代表近百人,商討堅持與“劉、張“斗爭的問題。到場人員中,有人透露了探得的一個信息:揭露“劉、張”的材料被王力扣下了,沒有送到毛主席、周總理那里。中央先后召開的幾次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代表,都是王力指定的支持“劉、張”的人員參加的,中央沒有聽到廣大群眾的呼聲。最后,在天壇公園形成了統一意見:向中央文革“接待站”提出以下要求:第一,請求黨中央召集宜賓上訪群眾代表開會,聽取意見;第二,要求黨中央派人到宜賓調查“劉、張”等人的問題;第三,要求“接待站”安排宜賓幾百上訪人員的食宿問題。

 在“四人幫”和林彪集團控制的“接待站”內部,仍然有同情“紅色派”和反對“劉、張”所作所為的人。接待“紅色派”提出的要求的當天,“接待站”就有人答復:立即解決上訪人員的食宿問題。并鼓勵上訪人員代表說:中央處理四川問題決定下達還不晚,有問題可以繼續向黨中央反映。這給陷入低谷的“紅色派”人員注入了一劑強心針。他們研究決定:既然來到了北京,就要在北京大造反對“劉、張”等人的輿論,使全國各地進京的上訪人員了解他們的真實面目和所犯下的罪行。5月13日,在延安旅館成立“宜賓紅色總指揮部在京人員領導小組”(簡稱“領導組”)。在具體作法上,一是集中更多的人走訪中央文革“接待站”;二是在“接待站”周圍張貼“劉、張”等人的大字報;三是在北京散發傳單。在這三條中,可稱得上是“殺手锏”的,就是將劉結挺在宜賓時的警衛員胡紹欽安排進了上訪中央文革“接待站”的隊伍中,并由胡紹欽首先控訴遭受“劉、張”迫害的情況。

 正當“紅色派”在北京孤立無援的時候,“領導組”又得到一個令他們十分興奮的消息:在中央政法干校學習的三個河南省公安干部看到了揭露“劉、張”的傳單后說,張西挺原來叫簡玉霞,是個叛徒。1946年在淮濱縣被捕后,同警察局的頭子亂搞,被“資遣”出來后,改名張西挺。“領導組”決定:立即派一名同志回宜賓匯報這一重大發現,同時了解劉結挺1931年脫黨的情況;派3名人員前往河南淮濱縣調查,來往路費由大家資助。不久,在河南省公安廳的支持下,查到淮濱縣三個簡玉霞中的其中一個就是張西挺,并且被捕叛變。 

 有曾紹欽的控訴材料,有張西挺變節的證據,與“劉、張”斗爭的天平似乎又可以倒過來了!但事與愿違,報到中央文革“接待站”的材料石沉大海。5月23日,王茂聚派到北京抓捕“紅色派”的“追捕組”來了。在“領導組”中,原來準備到北京抓捕劉結挺、張西挺、王茂聚等人的“紅色派”追捕組成員,現在又成了“紅旗派”追捕的對象,不得不轉移駐處,進入“地下”隱蔽。“紅旗派”追捕人員在清華大學、北京工業大學造反派的支持下,先后在中央文革“接待站”抓捕了“紅色派”數人,在北大又抓捕了幾人,其他沒有被抓的“紅色派”人員立即轉移到中央政法干校。6月7日,自稱是公安部的五名人員來到政法干校,要求四川上訪人員回去抓革命、促生產,限三天內離開北京。已無錢、糧的“紅色派”人員不得不回到宜賓,紛紛“落網”,關進“牛棚”。

 1969年4月召開的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劉結挺、張西挺分別被選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九大”歸來,劉、張夫婦已是全川家喻戶曉的“英雄”了。


亂于“劉、張”,熄于“劉、張”


 四川的“文化大革命”進入1969年的時候依然動蕩不安。“三線”建設基本處于停頓狀態,工農業生產一直得不到恢復。中央為了改變四川的狀況,盡快結束這個動亂的局勢,在“九大”之后再次著手解決四川問題。

 要解決四川問題,又要從解決“劉、張”問題入手,解決“劉、張”問題要把宜賓作為“突破口”。1969年11月5日,中央決定再調兩派頭頭在北京舉辦四川學習班,宜賓地革委主任王茂聚等被通知參加了學習班,王茂聚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但他心存僥幸,頑抗狡辯。18日,周恩來親自主持電影晚會,把“劉、張”為宣傳自已,由四川峨嵋電影制片廠拍攝的《突破口上紅旗飄》的電影片向全體代表放映。當影片映出宜賓“5?13”和“7?10”武斗以及武裝支瀘兩派群眾充滿血醒的互相廝殺場面,王茂聚親臨“戰場”指揮的場面時,周恩來站起來氣憤地說道:“這是紅旗飄嗎?我看是黑旗飄!”本想把《突破口上紅旗飄》送到北京邀功的材料,現在反而成了“劉、張”和王茂聚的罪證。在鐵的事實面前,王茂聚自知罪責難逃,于3日后在北京自殺。

 12月24日,中央在北京專門召開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會上把“劉、張”問題公開提了出來,逐步揭發“劉、張”的很多問題。第二日,中央就對四川革命委員會、中共成都軍區委員會《關于解決四川當前若干問題的報告》作出了批示(中發[69]87號,又稱“一二?二五批示”),拉開了解決“劉、張”問題及四川問題的序幕。1970年8月,經中央批準,將“劉、張”“掛起來,靠邊站。”全省掀起了揭發批判“劉、張”的高潮。“此后四川的局勢相對說來就開始趨于好轉。當然‘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還在繼續,還沒有根本扭轉,但是混亂程度已經開始從巔峰緩慢地逐步地跌落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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